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与评价研究

作者｜孙国茂、李猛

一、引言

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了《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文章指出：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纵观全球，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活动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仅颠覆性地改变着生产、生活和社交等各个领域，也在改变着国际贸易、地缘政治甚至军事格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行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决定着一国的经济运行效率，对于服务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更深化的发展目标，具体指金融业数字化从多点突破迈入深化发展新阶段，全局性、系统性数字思维深入人心，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方法、评价体系基本形成，上云用数赋智稳步提高，金融机构数字化经营能力大幅跃升。《规划》提出了健全金融科技治理体系、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潜能、打造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深化关键核心技术应用、激活数字化经营新动能、加快金融服务智慧再造、加强金融科技审慎监管和夯实可持续化发展基础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政策和理论依据。

回顾和审视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在全球范围内，金融业是受数字技术影响最大的行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本身就是数字经济发展最好的诠释，现代金融发展历史就是数字经济演化的典型代表。在金融行业内部，证券是最早经历信息化的行业。在我国，与银行业和保险业相比，证券业较早地尝试了信息化转型。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证券公司受到美国最大规模网络券商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等新型互联网投资银行的影响，开始开展网络化、信息化的研究与实践。为此，中国证监会于2000年3月颁布《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加强证券公司利用互联网络开展证券委托业务的管理。这在当时是重大的信息化创新。

尽管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背景下，国内证券业早于其他金融行业完成了信息化转型，并且大都建立了信息系统，但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来临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证券公司却未能引领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其数字化程度甚至被银行、保险等其他行业超越。 2020年，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资金总投入分别为 2078 亿元和 351 亿元，而证券业当年的信息技术总投入仅为 262.37 亿元，远低于银行业和保险业。

目前，无论是在资金投入规模方面，还是在数字金融服务与产品的领先程度方面，证券行业都明显落后于银行业和保险业，在全球投资银行竞争中也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参与国际竞争。在财富管理等业务上，银行与保险机构市场份额逐步增加，证券公司的比较优势日益减弱。当前，我国证券业处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证券业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按照《规划》要求实现数字化转型关系着我国金融系统整体的先进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证券公司需要及时评估转型效果并根据效果做出相应调整。哪些指标需纳入转型效果评价标准中，使用什么模型来评价转型效果，相关模型中数量指标应该采取何种权重等问题，关系到评价结果是否科学、合理、有效。因此，构建完善可靠的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眼于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理论研究与评价体系的构建，首次提出建立系统化的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从数字化战略、数字化业务、数字化能力、数字化治理等方面考量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程度，为金融监管部门、行业组织和金融机构提供了决策参考，为证券公司应用数字技术重塑业务和完善金融科技治理体系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推进证券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研究报告》指出，推动证券行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是我国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将有助于证券公司持续降本增效，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实现路径方面，房汉廷（2010）提出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技术研发升级来改造已有产品、经营模式，改善现有经营业务；或通过数字化技术应用，来推出全新的运营模式，打造全新的业务生态。在目标任务方面，孙国茂（2021）提出中国证券行业数字化转型主要有四个目标：一是保护投资者利益，二是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三是进一步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和监管效率，四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目前，学术界对于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研究。

在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受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的影响和数字产业政策持续驱动，证券公司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总体战略布局达到了新高度。孙越（2021）认为，证券行业内已经不再是孤立加强某项业务或流程的数字化，而是开启了平台化、生态化的布局思路，战略目标正在从追求单项业务增长，向完成业务纵深与生态横向全面数字化再造转变。根据国际著名咨询机构德勤（2020）研究，实现非交易业务自动化将会提升交易所的运营效率，减少运营足迹，并提升未来发展潜力。殷振兴和姚子骏（2020）认为，数据连接、技术驱动、开放协作是证券公司转型的三大驱动力。战略的提出不等于战略执行，更不可能直接表现为战略实现，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具体表现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是关于投资银行业务数字化转型的研究。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刘汉西，2020）。Ruault 和 Philippe （2020）对法国巴黎银行证券服务业务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表明，新的颠覆性技术将帮助提高效率和协同效应，数字化是重塑现有流程的机会，可以改变企业工作方式并为客户提供服务。对于国内证券公司智能投顾业务，向筱等（2021）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应进一步推动区块链等技术来改造证券公司业务的建议。在业务审计方面，韩维蜜（2019）提出引入自动化手段分析数据，可以利用企业大数据画像，提高经营公司的市场风险评估能力或信用分析评估能力。在财富管理业务方面，赵旭（2020）针对现存业务对接低效、服务精准程度不高等现象，提出通过数据驱动业务线上线下一体化；刘艳丽等（2021）从客户运营、产品销售、投研系统、端到端服务能力、开放生态化建设五方面进行了分析。不足的是，以上分析通常采用经验研究，均未能从实证角度建立证券公司业务数字化转型的量化评价体系，研究结果是否具有长期可信性还有待检验。

三是关于证券公司技术与数据治理的研究。

2018 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经济学家李扬指出，未来金融发展方向将是数字化和普惠化。孙国茂（2017）提出在证券业中应用区块链技术可解决数字化生存中的重大问题，如信用问题、唯一问题和点对点问题等，实现资产智能化，走向具有数字化和普惠化特征的自金融和自交易，这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早在 1976 年所提出的货币非国家化和发行竞争性货币理论一脉相承。区块链的优势在于能够通过信任机制（孙国茂和李猛，2020），以低成本优势进行身份识别和建立信任，点对点交易将避免银行、证券等传统中心化金融结构中复杂的清算过程和成本，从而大大提高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韦谊成等（2022）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通过降低治理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王玲（2021）提出了证券公司数字治理的模式和路径。然而目前国内尚没有一套成体系的证券公司数字治理评价方法，不能对数字化转型做出客观评判和科学指导。

四是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研究。

数字化已成为提升合规风控水平的“利器”，但同时带来了新挑战。例如，在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中，目前金融行业存在数据监听、隐私侵犯、法律风险等问题，金融科技的应用在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客户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操作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王玲（2021）和邱晗等（2018）提出以IT化为基石，整治数据孤岛、应用先行、深入场景等建议。李文红和蒋则沈（2017）认为某些企业存在通过运用新技术来躲避监管、突破监管的问题，从而对现有的监管产生挑战。

综上所述，国内外无论是学术界、业界，还是监管部门，都缺少构建数字化转型评价方法及评价体系的系统化研究。因此，为有效推动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进程，避免和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将首次建立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

三、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逻辑

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处于我国数字经济的大框架内，得益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证券公司积累了转型所必需的技术和制度等关键要素，又通过自身的数字化驱动着其他产业升级，同时有利于加强全行业宏观审慎监管能力（孙国茂等，2021；2020）[18，19]，防范系统性风险，在数字经济系统中形成了正反馈。数字技术、平台设施、大数据和制度体系是决定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四大元素（孙国茂，2021）。而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数据管理到数据治理的转变，二是从业务管理到智能服务的转变。

（一）从数据管理到数据治理

证券公司数据管理是对各类数据有效收集、存储、处理和应用的过程，是信息化时代以文件系统和数据库替代人工管理的数据处理方式。在数字化转型阶段，数据管理正在进一步演化为数据治理。Abraham等（2019）通过全面梳理数据治理方面过去十几年的研究，总结出“数据治理就是对数据行使权力和控制”的概念，其目的是提高数据价值并最大限度降低相关成本与风险。证券公司数据治理就是以合规为前提，以价值为目的，严格把控数据的生成、收集、使用与保存过程。数据治理水平较高的证券公司不仅可以保证数据安全，保障客户隐私，还可以通过持续强化数字技术应用，提升数据监测、数据分析、数据聚合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转型潜力。

证券公司的数据治理需要兼顾数据高效利用、数据安全使用、数据合规使用三个方面。目前，信息安全风险已构成证券公司的核心风险之一。根据华泰证券课题组（2020）的研究，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相关企业在客户信息泄露以及企业重要数据流失方面产生的安全事件比例高达44%；仅2019年一年，数据泄露就致使受调查的全球 500 家企业面临 392 亿美元的损失。面对日益广泛的线上业务和网络化服务，证券公司的数据安全保障工作已经刻不容缓。面对数据治理要求，证券公司首先需要是“数据公司”。证券公司开展财富管理、智能投顾、固定收益、投行业务等业务的关键在于数据治理。因此，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须将数据治理放到核心位置，强化对核心数据以及与人才、机构、平台、商业机密等相关的数据的治理能力，从而达到自主把控、规范使用、实现价值的效果。

（二）从业务管理到智能服务

财富管理业务的前身是经纪业务，即接受客户委托，代理客户管理证券资产并收取经纪费用，同质化非常严重。进入数字时代，多数证券公司已将经纪业务转型升级成财富管理业务。作为证券公司最核心的业务之一，财富管理业务的转型程度是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的重要评判标准。目前，证券行业已经开展了财富管理业务的转型实践。首先，国内有四十多家证券公司将内部的“经纪业务发展与管理委员会” 升级为“财富管理委员会”，具有统筹管理客户管理部门、产品设计部门、数据管理部门和科技发展部门的权责。其次，几乎所有证券公司都形成了“线上+ 线下”双渠道的格局，涵盖了线下的客户接待、理财顾问、企业形象建设，线上的门户网站、手机 APP、智能投顾客户端以及背后的数据治理平台。再次，经纪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结合，以客户为中心，通过加大研究投入，给予客户更加专业的理财体验。最后，开展基金投顾业务，从卖方时代走向买方时代，通过智能投顾系统平台建设升级，提升服务覆盖率，改良客户服务效率，提升客户活跃度。业务特征正在从侧重管理转向侧重智能服务，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定制化。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自然语义识别等技术，财富管理业务从“无差别金融销售”走向“围绕客户需求体验的差异化营销”，可根据客户风险厌恶水平、资金实力以及产品偏好为客户量身打造财富管理产品。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客户画像的不断完善，不同客户获得异质化体验的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二是全链化。通过“线上+线下”双支柱战略，证券公司的财富管理从“前中后台泾渭分明”走向 “前中后台紧密连接”。尽管线下业务仍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整个价值链条发生了迁移，逐步向大中台、小前台、厚平台的方向发展。通过全链条化发展，证券公司可以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更加垂直化地对接客户。

三是智能化。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财富管理业务从“金融产品制造”走向“金融产品智造”。财富管理服务通过转型升级可以减少人力投入，还可以自动化、智能化地进行数据的获取、分析，做到降本增效与客户群延展。

四是精准化。证券公司的财富管理从“大而全” 走向“大而精”。在投顾、客服、投研、营销等领域，如不做到精细化、个性化，则无法适应未来数字化竞争。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客群识别、精准广告投放、精准竞品分析，走向精准化的证券公司的财富管理将具有动态、敏捷的市场参与能力。

五是结构化。证券公司的财富管理从松散化转向敏捷化、模块化、灵活化。随着云计算、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自适应智能投顾平台和专家系统的建成将进一步促进证券公司财富管理流程与业务技术的融合。

综上，对于证券公司来说，数字技术基本成熟、应用广泛，多种业务正在从信息化向平台化、智能化转变，其所拥有的大数据资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数据治理机制和制度体系还不完善，这可能会导致数据霸权、数据滥用，甚至引发各种风险。因此，我们认为至少需要从“是否制定了具体的数字化战略”“所具备的数字技术可为转型提供多大潜力” “以数据治理为核心的数字化治理完善程度如何”和 “财富管理等核心业务数字化转型程度如何”等四个方面对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进行评价。其中，数字化战略和数字技术是基础，而数据治理和业务数字化则是转型的关键。

四、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构建

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研究需要相关理论支持，更需要科学的评判标准及合理的评价模型来评估公司数字化转型的进展、程度和结果。只有及时、准确地为证券公司提供其数字化转型的量化依据，才能更科学地促进数字技术应用和推动证券行业数字化大转型，并强化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反馈作用。

（一）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意义

建立证券公司数字化评价体系，有利于发现和测算转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的程度，帮助证券公司深化数字化转型，实现提质增效发展。具体而言：首先，通过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可以使市场和金融机构全面掌握数字化转型的进度与效果。当前国内证券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仍在起步阶段，相关经验并不丰富。通过构建动态量化的评价体系，可以摸清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中的现存问题，提供分析依据。完善的评价机制将驱动良性竞争，提高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质量。其次，依据评价排名，政府可以清晰了解相关证券公司的发展状况，从而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如对于数字化转型效果较好的公司提供激励，对于数字化转型落后的公司进行扶持和引导。最后，通过相关评价体系建设积累数字化转型经验，以评促建、评建结合，以更好地完成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目标。

（二）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方法

本文对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评估体系做定量研究。按照科学性、客观性、全面性的原则，根据层次分析法，对通过相关调查统计得到的 4 个一级指标、 12个二级指标进行加权汇总，从而评价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在计算最终结果时，需要注意几点关键问题：

首先，相关权重的大小需要根据经验与反馈不断调整。经过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化，相关指标的变化幅度会趋于稳定，整个行业对于数字化人才的引进幅度也会趋于平缓。因此，指标的权重需要根据市场情况和转型进程不断调整。

其次，引入第三方专家评价。效果评价体系中的指标都是量化指标，指标量化是为了避免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但如果仅使用量化指标，则容易出现重量轻质的问题。所以，在得到最终评价结果时需要引入第三方专家的评价，将量化数据与专家评价相结合，从而使得结果更具可信度与说服力。

最后，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需要做好后续维护工作。对于行业接受度高的评价体系，可以通过公司自评申请、专家复核、行政机构终评的方式开展应用。对于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估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需要公司、专家、行政机构三方协商解决。对于适用评价体系过程中的异议，证券公司需要及时反馈。对于问题的处理，需要公开、公正，以维护评价体系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并最终推动证券公司不断深化数字化转型。

（三）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

1. 数字化战略（S1）。要想评价证券公司的数字化转型，首要看机构是否制定了数字化转型战略，以及将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和实施。该指标包含数字战略制定（S11）、研发投入强度（S12）和数字转型实施（S13）等3个二级指标。数字化战略得分计算方法：（公式略）

数字战略是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基本依据，决定着转型的总体规划、方向、时间和目标。通过查询证券公司公布的年度报告，如果其中有关于数字化发展相关的论述，则数字战略制定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数字战略制定得分计算方法如下：（公式略）

研发投入强度，即信息技术投入强度，是证券公司年度信息技术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体现了证券公司布局数字化发展的力度。研发投入强度得分计算方法如下：（公式略）

数字转型实施采用是否上市作为评价指标，证券公司已上市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通过查阅证券公司IPO招股说明书可以发现，众多证券公司上市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通过募集资金打造更加智能、更加庞大的数字化系统，以支持各项业务的高质量开展。（公式略）

2. 数字化业务（S2）。包括平台用户数量（S21）、技术专利数量（S22）和数字系统数量（S23）等3个二级指标。（公式略）

平台用户数量，即证券公司数字化平台注册用户数量，表现了数字化业务的用户规模及市场占有率。但由于数据无法直接观测，本文选取证券公司APP下载量作为替代，下载量越高说明用户数量越大。平台用户数量得分计算方法如下：（公式略）

技术专利数量，即证券公司通过数字技术研发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体现了技术创新成果，是数字化转型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专利数量得分计算方法如下：（公式略）

数字系统数量，网站、APP、小程序等数字系统都是证券公司数字化业务的实际载体，起到了将传统的金融业务、机构管理、内部流程从线下转到线上的作用，故用证券公司注册的软件著作权数量来衡量。数字系统数量得分计算方法如下：（公式略）

3. 数字化能力（S3）。包括信息技术投入（S31）、数字人才数量（S32）和数字化影响力（S33）等3个二级指标。（公式略）

信息技术投入，用证券公司上一年度在数字化转型发展方面的总体投入水平来衡量，对数字化战略实施、转型进度、目标完成情况有直接影响。信息技术投入得分计算方法为：（公式略）

数字人才数量，是证券公司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能力要素，数字技术创新、数字系统设计、数字平台开发、数字业务运营都需要数字技术人才的深度参与，数字技术人才团队的建立对数字化转型起着决定性作用。数字人才数量得分计算方法为：（公式略）

数字化影响力，选取证券公司是否获奖作为具体衡量指标。2021年1月，证券时报主办的“2020中国证券业 APP 君鼎奖评选”中，有 43 家证券公司在数字化方面获奖，证券时报的报道宣传提升了机构的影响力。数字化影响力得分计算方法为：（公式略）

4. 数字化治理（S4）。包括数据标准控制（S41）、风险动态监控（S42）和内部治理质量（S43）等3个二级指标。数字化能力得分计算方法如下：（公式略）

数据标准控制，表示证券公司在数据治理、信息披露方面是否制定了完善的标准。因数据无法直接观测，选取年度报告页数作为代理变量。证券公司的年度报告包括企业介绍、人员情况、财务指标、经营情况、公司治理等内容，是证券公司最具综合性、重要性的报告。年度报告的页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证券公司数据标准建设情况。（公式略）

风险动态监控，表示证券公司是否建立了动态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技术风险、声誉风险、合规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等的识别、监控与预警系统。若建立则赋值为1，未建立则赋值为0。（公式略）

内部治理质量，表示证券公司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风险控制系统的运行质量。如果证券公司本年度内没有出现违规、诉讼、处罚等问题，说明内部治理质量较高，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公式略）

以上所构建的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中，除特殊说明外，各项指标数据均来自各证券公司披露的2020年度报告。

五、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结果分析

（一）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总体评价

本文利用上述评价体系，对全国137家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效果进行评价。全部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平均得分仅为28.68，整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尚处在初级阶段。按照每 10 分一个区间，得到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得分的分布图，大部分证券公司得分较低，随着数字化转型得分区间上升，证券公司家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有102家证券公司得分在 50 分以下，占全行业的 74.45%，说明行业发展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即大部分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刚刚起步或仍处在探索阶段，只有少数证券公司已经实现了“数字券商”和全面转型.

从证券公司数字化分项指标来看（见图2），137 家证券公司的数字化战略平均得分为 33.16 （百分制），略高于综合评价得分均值；数字化业务平均得分为9.74，在所有指标中最低，说明证券公司数字化业务发展进程落后于数字化战略、能力及治理体系；数字化能力平均得分为 20.97，同样是拉低综合评价水平的指标，说明证券公司数字化能力建设普遍不足；数字化治理平均得分 41.51，是综合评价中得分。

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得分排名前 20 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TOP20证券公司）见表2（表略）。TOP20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综合评价均值为 77.72，高于全部证券公司得分均值的162.21%。其中，数字化战略得分均值为 97.12，各公司都提出了数字化转型战略，有 19 家公司已上市；数字化业务得分均值 43.02，软件著作权共 332 项，专利 210 项，APP下载总次数近10亿次；数字化能力得分均值为64.72，信息技术人才共 9872 人，占全行业的 54.42%，信息技术投入总和为 147.26 亿元，占 2020 年全部证券公司信息技术总投入的 56.14%；数字化治理得分均值为 71.51，TOP20 证券公司都建立了风险动态监控系统和标准的数据治理体系。分公司看，国泰君安、海通证券、东方证券分别位列数字化转型综合评价的前三名，得分分别为 100、91.45 和 90.94，其中国泰君安的数字化业务和数字化能力指标均排名第一。

对比全部证券公司数字化评价得分可以发现，达到60分以上的证券公司仅有31家，在全行业开展数字化升级的进程中，70%以上的中小型证券公司缺少数字化战略规划和实施转型的驱动力，普遍存在研发投入不足、业务信息化程度不高、数字技术人才较少、数据治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二）证券公司数字化战略评价

为了更好地分析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组成部分与数字化综合评价结果之间的关系，利用评价结果得到的数据，建立分项指标得分与综合评价得分的散点图并进行拟合。图3（图略）为证券公司数字化综合评价与数字化战略得分的分布情况，数字化战略得分主要分布在 0～20、30～40、60～70、90～100 四个区间，从趋势上来看，随着数字化综合评价得分升高，数字化战略表现为非线性的阶段性变化趋势。数字化战略得分的四个断层反映出整个行业数字化战略存在四种状态：一是没有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缺失型证券公司；二是已经提出数字化战略但尚未实施的战略筹划阶段的证券公司；三是提出了数字化战略且已产生投入的战略实施阶段的证券公司；四是拥有完整的数字化战略，并通过数字化提升了综合竞争力的战略先进型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数字化战略包括数字战略制定、研发投入强度和数字转型实施三个指标。全行业中，有 45 家证券公司明确提出了数字化发展战略规划或拟定的计划，而其他 92 家证券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尚未提及相关布局，说明大部分证券公司对数字化发展的认识不足，严重滞后于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态势。金成国等（2021）[22] 研究表明，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可以促进创新产出水平，证券行业 2020 年总研发投入强度（行业总研发投入强度=证券公司信息技术投入之和/ 证券公司营业收入之和×100%）为 5.84%，高于全社会2.23%的水平。然而，总体水平较高不代表所有证券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大，根据证券公司年报公布的数据，有 34 家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为零，也就是基本上没有在数字化方面开展研究和开发投入；有 27 家证券公司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0%，如甬兴证券、网信证券等研发投入强度超过50%，这说明少数中小型证券公司实际上是看到了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和重要性，差距过大的研发投入强度也是导致数字化战略分布出现断层的原因之一。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发展的驱动，以大型证券公司为主导的数字化战略得到升级，全面数字化时代已经启动。如华泰证券正在推进全面数字化转型，锻造平台化、体系化、数字化运营的核心竞争力；财通证券将以数字化转型为主线，全面赋能各条线改革和系统建设的变革和重构，开启“数智财通”新时代；海通证券计划实施“数字海通 2.0” 计划，强化科技赋能，全面提升业务发展、管理效能和集团化管控能力。

（三）证券公司数字化业务评价

图4（图略）为证券公司数字化综合评价与数字化业务得分的分布情况。数字化业务得分主要集中在0～30分之间，该区间的证券公司有123家，占比89.78%；数字化业务是分化差距最大的指标，说明头部证券公司数字化业务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其他机构。如数字化业务排名第一的国泰君安，软件著作权和专利有 95项，全网APP下载量超过1亿次，拥有庞大的线上客户群体，倡导“开放证券”理念，对增强客户体验、引领业务发展、提升管理能力的支撑作用已全面显现。目前，持续增加科技创新投入，推进金融科技迭代更新，推动金融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深挖数据潜在价值，为客户提供全面财富管理服务，正成为国内大型证券公司实现数字化转型、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和全新商业模式的必然选择，金融科技的应用将助推证券公司向多元化的财富管理模式转型。

（四）证券公司数字化能力评价

图5（图略）为证券公司数字化综合评价与数字化能力得分的分布情况，数字化能力评价得分均值为 20.97，分布主要集中在40分以上和10分以下，10～40分为空白区，说明整个行业的数字化能力水平并不连续。数字化能力包括信息技术投入、数字人才数量和数字化影响力三个指标。在信息技术投入方面，全行业 2020年投入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研发的费用共262.37 亿元，年度投入超过 10 亿的有 4 家，分别是华泰证券、国泰君安、中信证券和招商证券；全行业数字技术人才共18139人，国泰君安、华泰证券、中信证券的信息技术人才均已超过千人；全行业有 43 家证券公司上榜“2020中国证券业APP君鼎奖评选”，取得了显著的数字化影响力。

国泰君安、招商证券和海通证券分别位列数字化能力建设水平的前三名。其中，国泰君安已建成一支高素质数字化技术人才团队，团队规模达到 1362 人，年度信息技术投入高达 13.98 亿元；招商证券信息技术投入为 10.32 亿元，数字技术人才达 536 人，通过金融科技创新基金创立了 43 个项目，立项金额近 1.6 亿元，为投资研究、财富管理、客户服务、运营管理、风险管理全面赋能，深化中台能力建设，大力推进数字员工应用，推动数据资产化与产品化，构建了智能化经营分析系统以支持管理和决策；海通证券信息技术投入达 9.61 亿元，数字技术人才共 731 人，主要用于新一代核心交易系统二期工程、机构交易服务能力提升、合规与风险管理类系统建设及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完善等。

（五）证券公司数字化治理评价

图6（图略）为证券公司数字化综合评价与数字化治理得分的分布情况。数字化治理评价得分均值为 41.51，受监管要求影响，该指标在公司间的差异相对于其他指标偏小，几乎所有证券公司都有相对完善的风险控制系统。从治理质量方面来看，有 71 家证券公司受到监管处罚，广发证券和中信证券分别收到 17 项和 12项罚单，数字化风险控制系统的质量水平还有待提高。目前，信息技术已经深度应用到风险控制领域，如国海证券建立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了风险计量模型，完善了风险控制指标动态监控系统，利用技术手段加强风险管理，建立健全事前审核、事中监测、事后监督的风险管理体制，消除风险隐患，防范各项风险；广发证券在借助大数据和 AI 技术落地监管要求的同时，还打造了数字化合规与风控监控体系，为全集团、全业务提供实时、连续、穿透式的合规与风险管理。

六、结论

本文从数字化战略、数字化业务、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治理四个维度，首次提出并建立系统化的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对全国137家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情况进行了计算和排名，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具有决策参考价值，为证券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依据。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并非整个行业都充分认识到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从数字化战略来看，67.15%的机构没有提出数字化战略或其他数字化发展规划。实际上，随着金融科技快速发展、金融监管改革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证券服务质量的助推器，进行数字化转型是顺应市场态势变化、维持业务竞争力、实现业务提质增效的必然路径。而推动证券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也是推动我国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未来证券公司的风险监测、金融服务将朝着更加智能化、精准化、客户中心化的方向发展，证券公司通过全面数字化转型将逐步具有“科技公司”“数据公司”属性，成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第二，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具有显著的分化特征。根据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结果，在数字化转型战略方面，行业存在战略缺失、战略筹划、战略实施、战略先进四个明显的分层；在数字化业务方面，行业发展两极分化最为严重，拥有先发优势的大型证券公司通过数字化改革，正在全方位改造和提升渠道、流量、技术、模式和服务，与后发的中小型证券公司拉开差距；在数字化能力方面，全行业在2020 年投入了 200 多亿元和近 2 万名技术人才，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打造精准化、智能化的数字服务；在数字化治理方面，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对证券公司信息技术治理和数据治理提出了严格要求，为完善我国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受监管要求影响，该指标在行业中的差异相对于其他指标偏小，但治理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总体来看，大部分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刚刚起步或仍处在探索阶段，只有少数证券公司实现了“数字券商”和全面转型。

第三，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需持续完善。本文的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是建立在既有数据基础上的，所采用的评价维度、评价指标和评价数据主要来自证券公司按照监管要求披露的信息，为证券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与数据依据。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需求、组织形态、商业模式将会出现新的变化，证券公司需通过技术变革与制度完善适应各种变化。同时，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需具备动态调整机制。例如，在 4G 时代之前，可执行在线业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产品并不存在，如果将数字产品数量和数字产品用户数量作为衡量业务数字化程度指标，就超出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但在 4G 和 5G 时代，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对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提出新的要求，才符合金融科技发展的客观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