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年终秀：2017年终跨年演讲——致敬四十年

今年的年终秀有些特殊，因为我们处在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上——四十周年。很多朋友读过我那本《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已经出版十年了，写那本书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十不惑。十年过去了，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从1978年到2018年，这个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她在风雨缥缈之中，每一代人离开她的时候，都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们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反叛，这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进步，也就是我们刚刚度过的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

1.数据里的四十年

接下来我用几个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所有的国民们、兄弟姐妹们干了一些什么事。

经济总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GDP：4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今年结束，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928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

恩格尔系数——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楼：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梦中想象的，帝国大厦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被鄙视的名词。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费：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

汽车：1978年，说起来很可怜，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车，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只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有一辆车，叫做公车。但是今天呢，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一个基本的配置。

2.世界如何评论中国

为了今天的年终秀，我还专门翻了《时代周刊》，给大家看几张封面。

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小老头，到今年整整去世20年。40年前，是他带领这个国家走出了阶级斗争，被《时代周刊》定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

第二张是1984年，一个长得很像王宝强的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在1984年，可乐在某些城市、某些媒体上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身份和消费的表征，是资产阶级侵入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物，这位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标题叫做“中国的新面孔”。

1984年中国开始搞城市体制改革，马路上出现了很多广告牌，可口可乐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商品。再接着，就看到中国所有城市的围墙，一堵一堵地消失，越来越多的马路边开始出现个体户，开始出现商贩，开始出现民营企业。

2013年，《时代周刊》出现了一张封面——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就像一个娃娃在吹泡泡一样，这个泡泡马上要被吹破了。

但是仅仅过了四年，同样是这本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国赢了》。因为他们的总统特朗普要来中国访问，为了拿到我们2000亿美元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你看，通过这一本西方的杂志，我们就会发觉，这个国家的变化并不是一天之间发生的，它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到今天，举办我们这场年终秀的时候，改革开放将满四十周年了。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大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你会问，这怎么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呢？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变化，但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

这个人叫费正清，他在20多岁博士毕业时就来到了中国。194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中国和美国对照起来的一本书。1972年尼克松访华，公文包里放的唯一一本书就是这本。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说，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她决定放弃自己国家所有的传统和制度，然后把西方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不断冲击我们，我们不断作出反应。

同时，这个东方国家所有的成功或者失败，是没有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标的物的。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即将开展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共识。

19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简史》。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又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什么呢？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她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但是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以后就去世了。这个动力源到底是什么？内在需求到底是什么？他没来得及解释，而那个时候的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得让人恐惧。

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战略家，曾经讲过一句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对不起，理解错了。这是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

正是因为这些聪明的大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认知的模糊，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四十年里，我简单算了一下，起码五次——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有五次被西方学者认为，这个国家就要垮了。

做出这些预言的人，有的是诺奖得主，有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机家，有的被称为“末日博士”，是一个经济学天才，有的是律师，一次一次的预言中国经济可能崩溃。但是当我们今天做年终秀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垮。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四十年发展走到今天，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走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3.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我的新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今天拿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

一、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话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

二、容忍非均衡

最近有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叫《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政府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容忍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三、巨国效应

经济学家管清友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人民日报》以后，飞到香港，站在香港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

别的没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将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

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这些60后、70后更聪明吗？好像不是的。

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无非是创始人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张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四、技术破壁

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断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

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什么呢？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因为有技术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这个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

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随着他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呢？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刚好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所以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产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又出现了中产崛起和供需错配。同时，瞭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这些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增长，发生着重大的应和。

你看，所有的这些变化，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人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中，老天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的话，1978年以来，如果有个“上帝”的话，他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大家说对不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好的商业时代。

所以说，我们经历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十年前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四十年。

4.向他们致敬

四十年的中国改革，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这些社会阶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向哪些人致敬呢？

1、农民工

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农民工。今天有一个词叫鄙视链，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向下鄙视，可能在众多阶层中农民工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但是你要让我致敬的话，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农民工。

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付出他们的劳动，今天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今年年初，我曾到上海去参观一座大楼，632米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安徽的农民工，砖瓦工，参与建造这座上海中心。建完的时候，他老家的未婚妻来找他，问他这两年在上海干什么？那个小伙子说，我明天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到了浦东陆家嘴。

站在马路对面看着600多米的大楼，那个小伙子对他女朋友说，这个楼是我建的。但是，我没有钱带你进这个楼，里面的东西没有我买得起的，可是没关系，在这栋楼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浪漫故事，对吧？

他就是一个大忽悠！

总经理跟我讲，上海中心的顶楼，刻了8000人的名字，就是这些农民工的名字。所以，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们的血汗，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这些人。

在座各位里有当老板的吗？对他们好一点，好吗？年底到了，千万不要克扣他们的工资。

2、企业家

第二个需要致敬的群体，他们站在鄙视链的最顶端，但是仍会被我们鄙视——说1个亿还是一个小目标——这是我们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叫做企业家。

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今天多少呢？2000万。中国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很多人觉得，这一拨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我接触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开始我也觉得，你们为什么要经商，为什么要做企业，因为爱钱。没有一个企业家说我不爱钱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些热爱金钱的人，把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都跟日常消费没有关系了。他们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解决了几十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

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一个个产业，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所以这些人的出现，以及容忍这些人出现的制度环境，是我们第二个需要致敬的。

3、地方干部

第三个需要致敬的群体，大家看到可能觉得很奇怪，是我们的地方干部。

所有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县长、市长，就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他们有GDP、财政收入。所以张老师说中国的情况是，每一个地方长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一样来经营，所以他说时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大家看到这个很瘦的老头子叫谢高华，他曾经在浙江中部的一个县——义乌当过县委书记。今天的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但你在中国地图上看，要找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打死都不会想到义乌，那个地方交通不好，旁边也没有什么产业基础，就是金华中部一个特别小的县城。为什么它今天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呢？

没有什么道理，1980年代初，就是这个小老头，在全中国所有的县里面第一个允许老百姓在马路边摆摊卖东西。然后下雨、下雪，摆摊的老百姓很可怜，怎么办？搭一个棚吧。这个棚搭起来，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谢高华。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到中国的一个县、一个市里去，你问他们市长是谁啊，有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的市长是谁，但是会记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某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这些人，决定性地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他们手上有比欧美国家市长、州长大得多的权力，但是同时他们的创新、他们的努力也需要比欧美的市长、州长承担更大的责任。对谢高华来讲，允许农民在马路边摆摊这件事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是需要拎着乌纱帽去干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要致敬这些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博的地方干部改革者。

4、创业者

第四个需要致敬的群体，是很多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包括很多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他们的名字叫做创业者。

如今中国每一天有多少个企业创业？一百个、一千个？是一万个，中国每天有一万家企业创业，今年诞生了360万家的新注册的企业。但是很遗憾，它们中的95%会在18个月内死掉。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多年轻人创业的国家，同时也是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国家。

我在讲课的时候，常常有人质疑我这件事情，说吴老师这个东西是不道德的，那么多人创业那么多家死掉，消耗了那么多的资源。

于是我问他们，你看这些创业者中，有哪些人因为创业自杀了吗？每年中国有很多人自杀，因为失恋、抑郁、欠债自杀，有因为创业而自杀的吗？没有。所以这些人，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这一部分人，也是我们需要致敬的人。

5.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四十年以来，中国是一个不断追赶世界的国家。

四十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面貌不断改革，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甚至，每一个企业在这个国家能够存在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寂寞，需要无数的付出。

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了，我记得我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进入工作岗位，很多前辈比我大十来岁，他们是谁呢？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高考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一拨人。

再过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会退休，然后80后、90后、00后会不断地崛起。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跟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辜负我？

在《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开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