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数字化时代的全新数字货币

来源 | 混沌大学
作者 | 黄奇帆 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数字化对货币的影响

货币的维度变化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货币的维度形态也从多维进化到三维、两维。在数字化的推动下，货币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从实物变成了一串数据，变成了一维的物质。

原始社会通过皮毛、贝壳等物质进行交换，但交换的媒介无法统一，此时货币的维度是多维的。到了农业社会，黄金、白银或铜等标志性的贵金属开始作为货币中介，此时货币的维度变成了三维。到了工业社会后，纸币随之出现，货币的维度主要变成了二维。

上世纪80年代之后，货币的电子化越来越发达，电子钱包、信用卡、储记卡、手机支付等迅猛发展。货币本质上成为了存储器中的一串符号，货币的维度有了新的展现形式。

而到了今天，以比特币、Libra、法定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开始出现，货币开始迎来了一维的时代。

货币的辐射空间

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基本局限在一个很小的部落范围内。东周列国或者战国时期的秦、赵、齐等诸侯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流通基本局限在诸侯国家的疆域范围内。

工业社会后，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拥有了自己的纸币，跨国贸易带来了大国纸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和流通，货币的辐射面大幅拓宽。

到了数字化时代，非主权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一旦产生就是全球化的，无论海关、政府边界管制，很难从走私的角度、关卡的角度控制它的流动。比如比特币加密、匿名、去中心的特性使得它可以摆脱银行网络、SWIFT运行，可以被不法分子用来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但比特币这种摆脱了时空限制的货币脱离了主权信用，发行基础无法保证，币值无法稳定，难以真正形成社会财富，不适合作为人类流通货币。

货币的价值源泉

货币的价值主要来源于“货币锚”，“货币锚”是指货币发行的基础或储备，具有支持和约束货币发行规模的功能。

早期的物物交换时期，充当货币的“物”如皮毛、贝壳的价值来源于人类付出的劳动时间或物质的稀缺价值。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时期广泛应用金、银、铜等金融材料作为货币，是由于黄金、白银、铜开采不易，再加上这类金属性质稳定，因此适合作为货币，同时产量的自然增长难以通过人为进行操控，也能很好地保证币值的稳定。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货币实际上没有以任何实物作为储备，仅仅是因为国家法律规定而具备了发行货币的职能，因此也被称为“法币”制度。货币的价值来源变成了与国家主权、GDP、财政收入相挂钩的国家信用，但因为缺少实物储备和明确的约束机制，在实践中带来了严重的货币超发。

2010年以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开始出现，典型如比特币及Facebook的Libra。前者通过真实“挖矿”产生，它的锚是挖矿的“算法”，需要挖矿机、矿场设备、电能等成本，“价值”可以折算为对应生产矿机、建矿场、供应电力等的劳动时间。但此类货币没有固定的发行方，没有资产进行背书，发行规则基于特定的算法，发行数量往往是恒定的，难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量扩大发行规模，其币值的波动导致无法承担支付使命，只能作为避险货币。

而后者Libra，锚定的是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本质上类似于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但Facebook在全球拥有超过20亿用户，一旦实施后，Libra将对全球的金融体系与货币主权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Libra类似的稳定数字货币发行，各国监管机构的态度极为慎重。

法定数字货币当下的机遇与挑战

法定数字货币将成为主流

从发行主体来进行区分，当前数字货币可以分为法定数字货币及私人数字货币。虽然近年来私人数字货币逐渐放弃锚定“算法”的发行方式，通过锚定主权货币为其价值背书，但其面临的发行主体可信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纵观货币发展历程，货币要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至少要包含三个要素：第一要有政府主权背书；第二币值大体上要维持稳定，除非发生严重危机；第三不能伪造或不容易伪造。货币发展到数字货币阶段，也需要满足这三个要素，数字货币必须由国家发行，由国家信用进行担保。任何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只能作为投资的证券，不能作为流通中使用的货币。货币的价格必须保持稳定。市场商品价格是通过货币来衡量的，而各类商品价格是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分配的指示器，因此清晰、稳定、可靠的货币是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石。数字货币还需要通过各种加密算法保证不可篡改、不能伪造。

此外，货币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货币主权方面都经历了血泪历史的洗礼，来之不易的货币主权不能轻易让渡。

以Libra为例，其发行和流通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使其成为超主权货币。而这种超主权货币一旦形成，不但会影响国家“铸币税”收入，阻碍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执行，极易诱发资产外流，甚至还会削弱货币本身的权威性，在一些弱势货币国家也可能出现对本币的替代。国家一旦失去了货币主导权，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掌控将严重削弱，将会沦落到任由其他国家支配的地步。

因此从短期来看，私营企业发行的数字货币很难构成对现有货币体系的挑战。未来各国央行将成为数字货币的主导者。

央行力推数字货币的动因

事实上，自数字货币蓬勃发展以来，世界各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态度逐渐从谨慎保守到积极探索，很多国家均已在央行数字货币（CBDC）方面展开广泛工作，中国、瑞典、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已进入测试、实验等阶段。央行大力探索CBDC，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动因。

第一，替代纸币，进一步降低货币发行和流通成本。

虽然近年来，我国现金支付由于移动支付的发展而持续低迷。但从规模上看，2019年末我国M0仍然有7.7万亿元。根据测算，7.7万亿的M0大概对应纸币约4000亿张左右。而平均一张纸币的生产设计、防伪、存储、流通、销毁等成本约为1.2元左右。假如央行数字货币全部替代纸币，纸币的全套流程变成了数字运算，整体的创造、流转、维护成本将大幅度降低，预计能够节省几千亿元。其次，由于数字货币通过密码算法等多重机制实现防伪，央行数字货币的防伪成本也将大幅度降低。

第二，促进普惠金融，提升支付多样性、便利性。

账户是传统电子支付的核心，几乎所有的金融活动均与银行账户有关。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仍然有约50%的成年人没有正式银行账户。而基于代币无账户的CBDC设计，可以使更多人享受到支付的便利，从而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随着近年来全球互联网平台的高速发展，苹果、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旗下的支付机构在支付市场中份额逐年提升，甚至开始取代传统商业银行成为支付市场的核心力量。一方面，某种支付方式的垄断有可能带来系统性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引入多种支付方式可以有效加强市场竞争，方便老百姓在消费结算过程中自主选择支付方式，促进支付方式不断创新。尤其对于小微企业来说，不管是在境内贸易还是跨境支付场景中，小微企业多了一种收付款的方式，有助于进一步降低结算成本，提高结算效率。

第三，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之前，人民币跨境清结算高度依赖美国的SWIFT和CHIPS系统。但SWIFT近年来逐渐沦为美国长臂管辖的金融工具，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构成挑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后，有利于支持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为境外银行和当地市场提供流动性。但CIPS是基于银行账户的。为此，境外银行需要有人民币业务，境外企业和个人需要开设人民币存款账户。而DC/EP只需要拥有DC/EP钱包，这个要求比开设人民币存款账户低得多。DC/EP可以借助CIPS系统，在有效提升CIPS功能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

尽管DC/EP能够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但一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跨境支付的便利性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货币可自由兑换、币值稳定、深广的跨境贸易场景、境内金融市场成熟且开放程度高、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等，这已经超过了DC/EP的设计能力。因此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不在于央行数字货币走向国际化，而在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资本项下自由兑换逐步展开、法制不断完善，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时候，人民币的数字货币才能够成为国际货币。

第四，应对私人数字货币的挑战。

自加密货币推出以来，加密货币的匿名性、跨境支付便利性以及潜在的财富保值就吸引了大量的人群。虽然加密货币由于种种内在缺陷而无法成为主流货币，但其潜在的优异特性已引起了各方的重视。

2019年6月，Facebook宣布推出数字货币Libra，Libra完善了比特币作为支付工具存在的“通缩”、“波动大”、“交易费用高”等内在缺陷。但如上文所述，Libra一旦大规模推广开发，将给各国货币带来巨大的冲击。基于此，各国央行开始加速研发数字货币，探索基于主权背书的数字货币能够抵抗私人数字货币的冲击，捍卫数字货币主权，保证国家金融安全。

第五，提升监管效能，抑制洗钱、恐怖融资等犯罪。

数字货币的可追踪性和可编程性可以让央行追踪和监控数字货币发行后的流转情况，从而获取货币全息信息，实现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效果观测，有利于实施更有效的宏观货币政策。另一方面，经过设计的CBDC具有可追溯和标记特性，可以保证交易流程可追溯，在保障用户部分匿名性要求的同时对监管机构信息实名，从而帮助监管机构用大数据技术追踪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行为，有效抑制犯罪活动。

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应当注意的几方面问题

法定数字货币有利于捍卫数字主权，在降低现金成本、提高金融包容性和支付系统的稳定性方面有诸多好处，但在发展法定数字货币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法定数字货币短期内不能直接面向公众，需要借助银行、非银等金融机构进行间接投放。

理论上，法定数字货币无需银行账户即可投放。但在现有金融体系下，央行直接投放的数字货币有可能导致金融脱媒。商业银行的业务运作是建立在银行账户之上的，在账户的基础上开展存、贷、汇等业务。数字货币无需银行账户即可面向普通人发行，普通人不用借助银行账户即可完成汇款、转账，这将从根本上动摇商业银行的根基。

未来，数字货币的发放也将进一步向非银金融机构开放，一旦数字货币普及开来，商业银行的支付业务以及通过支付业务衍生的各类业务将会因为非银金融机构的竞争而受到侵蚀。因此，数字货币短期内仍然需要遵从二元发行结构，通过商业银行或非银金融机构发行，以降低对银行业的影响。

第二，法定数字货币不能计息。

数字货币由央行进行背书，理论上而言，它相对商业银行的现金拥有更高的安全性。一旦法定数字货币计息，可能导致大量寻求安全的资产向中央银行转移，从而导致银行的存款流失。其结果是，银行要么面临负债端的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损失，要么提高存款利率水平。数字货币一旦开始计息，央行与商业银行就形成了竞争关系。为了降低数字货币对银行的影响，法定数字货币只能充当现金的替代物，而不能替代M1、M2。

第三，在发展法定数字货币的同时，也要保留现金支付。

近年来，随着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以支付宝和微信钱包为代表的非现金支付导致了现金使用频率不断降低。未来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放，其对现金的替代将更为明显，流通中的现金将进一步减少。

但中国各地区间数字化水平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十分突出，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接受度也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循序渐进的推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在推动法定数字货币的同时，不能强迫所有人使用电子化支付手段。即使未来现金支付已经接近消失，也要保留民众选择使用现金的基本权利。这既是经济伦理的要求，也是为了规避在极端情况下面临的风险——不可抗力导致的电力中断、数据丢失等情况。

第四，法定数字货币的实施要大胆设想、小心验证。

法定数字货币在满足企业和居民需求的同时，由于其是现有货币体系内全新的货币形态，不可避免的将对现有的货币体系产生影响。

在流通中的M0中引入法定数字货币后，货币供给结构和基础货币规模将出现变化，带来整个货币创造和货币乘数的变化。在法定数字货币投放的初期，额外的数字货币和M0会使得市场上流动性增加。在现金逐步向法定数字货币兑换的过程中，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公众对现金的需求逐渐减少，又将带来商业银行准备金需求的减少。但由于数字货币要求按照100%全额缴纳准备金，又会促使商业银行准备额外的“数字货币”准备金，一减一增，到底对商业银行产生何种影响，目前还难以判断。

此外，数字货币将加快货币流通和金融资产的转换速度，进而导致货币乘数增大，降低了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央行当前以数量调控为主的货币调控模式将会因为乘数的波动而加大测量和控制难度，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总之，法定数字货币作为现有货币流通体系的补充，对现有货币体系的影响当前还难以判断。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数字货币的推动应当循序渐进，大胆设想，小心验证，使之在此过程中完善与现金的融合对接，验证其对金融中介和货币体系的影响，以弱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真正成为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推手。

面向未来的数字货币

当前的数字货币“锚”均不完美

从数字货币的锚定物来看，目前的数字货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锚定“算法”的数字货币、锚定“资产”的数字货币、锚定“国家信用”的数字货币。但这主要的三类锚定物都不完美。

锚定“算法”的数字货币只能发行固定的规模，或者依据智能合约算法进行适度增长，但这种“算法”背后的核心实际上是信任机制，它主要来源于两点，算法的健壮性足够强以及人们对该货币的信任度足够高。从实际上来看，这两者在实践中都存在问题。锚定“算法”的数字货币主要使用的是椭圆曲线算法，椭圆曲线算法是目前密码强度最高的一种公匙密码体制，但它的安全性仍然建立在当前人类算力不足的基础之上。一旦计算机运算能力获得突飞猛进的增长，这种算法将被破解，锚定“算法”的数字货币的发行基础将灰飞烟灭。从另一种情况来看，即使未来算法的安全性保持不变，但比特币不锚定“固定资产”，且自带加密、匿名等特性，可以用来跨境洗钱、为恐怖组织融资、避税，它的信任基础未来也将被人为削弱。

目前也有部分国家及地区发行锚定“资产”的数字货币，如厄瓜多尔推出的数字货币，锚定琥珀蜜蜡价值；委内瑞拉政府发行的数字货币Petro，其价值与油价挂钩。

但这种基于“资产”发行的数字货币也面临两大问题。一方面这种货币的发行以主体持有的商品作为担保，交易方很难核实发行方实际资产的真实性。另一方面，锚定的“资产”价值可能会发生波动。以石油为例，一旦发生战争危机，石油价格就会因为供需的变化而飙升，导致币值发生大幅上升或下降。由于很难稳定“资产”的价格，这些货币在面临恐慌性危机时，极容易出现类似于银行挤兑之类的问题。

随着加密货币逐渐被人们抛弃，部分私营企业及政府开始发行锚定主权货币的数字货币。以私营企业为例，美国沃尔玛集团准备发行一种稳定币，计划与美元挂钩；日本UFJ三菱金融集团计划推出“MUFG币”，与日元以1:1比率挂钩。

目前，锚定法币的数字货币发行逐年递增，多以挂钩美元为主。但这种稳定币操作成本很高，私营企业需要为数字货币的发行提供大量的现金及银行存款作为抵押。因此，平台发行的数字货币越多，其伪造真实现金或存款的意愿就越强，一旦拒绝接受公众监督或出现不良事件，平台就将面临信任危机。

与此同时，部分央行也开始发行基于本国货币的数字货币，如我国央行的数字货币。我国央行数字货币作为现金（M0）的替代，它的锚定物仍然是国家信用。锚定国家信用的数字货币实际上也将面临着主权货币超发等问题。

因此，当下在发展基于主权信用的数字货币的同时，也要制定一种新的规则，使得数字货币与国家GDP、财政收入、赤字率等建立适当的比例关系。

探索面向未来的全新数字货币

当前锚定三种不同物质的数字货币都存在各种缺陷，面向未来，数字货币的发行还要摆脱当前主权信用货币长久以来陷入的危机——货币严重超发。

1970年，全球基础货币总量（央行总资产）不到1000亿美元；1980年，这一数字大约是3500亿美元；1990年，这一数字大约是7000亿美元；2000年，这一数字大约是1.5万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变成了4万亿美元；到2017年底，这一数字是21万亿美元。货币超发已经成为众多国家的重大金融隐患。

目前大部分西方国家遵循的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可以由政府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创造，一旦通货膨胀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收回部分货币。这种“印钞”的举措尽管在推动经济复苏方面有一定成效，但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已成为各方的共识。

未来数字货币的发行仍要以央行作为发行主体，但如果仍然依托主权信用发行，仍然难以避免货币超发。更进一步的，一国货币想要真正走向世界，仅仅锚定主权信用或者锚定他国货币发行，在世界范围内很难与美元等强势货币进行竞争。为此，法定数字货币未来要选择一种全新的锚定物。在确定锚定物时，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这种锚定物是全人类当下及未来很长时间内普遍需求的，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与人类的核心需求密切相关。2.这种锚定物一定是有具体价值的，而非某种算法或者国家信用。3.这种锚定物无需任何中心化的体系背书。4.这种锚定物能够随着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提升，能够持续满足货币供给。5.这个锚定物能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实际上，能够同时满足上述需求的锚定物在现实中很难找到。曾经充当锚定物的黄金以及现在被广泛使用的国家信用都只能满足一部分要求。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货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往往与当时的核心生产资料密切相关。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国煤炭产量占据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到了20世纪初，美国石油产量也接近世界产量的90%。在拥有了当时社会生产中必须的能源的主要定价权后，英镑和美元先后成为霸权货币。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东地区产油量超过了美国，但美国通过与主要产油国达成协议，使得美元成为石油唯一标价结算货币，美元也成为了大部分货币的名义锚。

通过上述总结可以看出，谁能够将自己的货币与当前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往往能够在世界货币的竞争中确定领先地位。

当前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动能、新引擎，已是全球共识和大势所趋。近年来，数据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数字经济越发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源。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了30%，位列全球第二。

在数字化时代，核心的生产资料不仅仅是石油、煤炭，这些能源未来可能被可持续能源——太阳能、风能、电能所取代，核心的生产资料变成了大数据、计算设备、技术人员等一系列数字生产核心要素所组成的综合体，以及在这个综合体之上形成的计算能力、存储能力、通讯能力等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能力强的国家，可以进一步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并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因此可以认为，未来数字货币可以锚定数字化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在数据、计算设备、技术人员等基础上形成的计算能力、存储能力、通讯能力等数字化能力。可以将上述整合形成一个数字化指数，将数字货币锚定这个指数，通过对全球或国家、地区的数字化指数进行测度，来确定数字货币的发放量。

数字化生产要素，不仅是全人类当前需要且是未来持续需要的，而且本身蕴含价值，可以通过区块链分布式、可追溯、不可篡改等特性进行发行，无需国家信用担保，可以说是未来数字化社会中最合适的货币锚定物。

总而言之，在数字化时代，未来人类货币的形态、产生方式、锚定物还将进一步得到充分实践和发展。在发展数字货币的过程中，既要大胆设想，也要充分认识到它可能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潜在影响。

更进一步的，数字货币的发展要摆脱货币历史上长久的痼疾——货币超发，未来可以通过锚定未来数字化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数字化能力来实现。通过锚定这种全人类未来共有的生产资料，数字货币就有了良好的运行基础，还能进一步对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