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也使银行服务形态产生了巨大变革。如何打好数字化转型攻坚战,已成为各家商业银行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未央网联合中国电子银行网共同发起“银行家谈创新”专题报道,并由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作为学术支持机构,聚焦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小银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疫情给银行带来的改变。
宁波通商银行成立于2012年4月,可以称得上是一家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下诞生的城商行。银行业竞争已趋白热化,摆在这家年轻银行面前的,是如何走出一条差异化的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宁波通商银行行长王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金融科技已成为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升级的助推器和未来发展的着力点。经过八年的发展历程,宁波通商银行在云计算、大数据、生物识别等领域均开启了金融科技应用尝试。2016年,宁波通商银行与招银云创合作,构建异地灾备私有云平台,并实现了部分交易类系统“本地-云端”双活,提高了信息系统风险抵御能力。这也是浙江地区银行业内首个采用云技术实现重要信息系统上云的案例。
宁波通商银行行长王勉
“复合型人才”: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核心
记者:您认为目前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王勉:首先是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客户为中心,满足客户对创新性产品、便捷性服务和灵活性系统的需求。这一需求是“业技”深度融合的产物,迫切需要大量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传统银行在吸引和留住金融科技专业型人才方面存在较大困难,主要原因在于传统银行的薪酬结构和薪酬体系与市场化机构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尚不健全。
其次,数字化转型对风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数字化银行不仅需要借助传统银行的风险防控手段,而且需要增加金融科技等新手段实施风险审核与防控,而如何运用金融科技防控金融风险尚存在许多未知领域。同时,金融科技的运用导致系统安全领域的相关风险不断积聚和发生。这意味着,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防控能力挑战,防控新型风险关键在于如何平衡鼓励金融创新与防控金融风险的关系。
最后,传统银行的信息系统架构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需要。在信息系统设计原则方面,传统银行的信息系统主要是为了方便管理需要,这与数字化银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系统设计原则存在本质差异。在信息系统规划方面,系统设计人员和业务需求人员对业务、系统和数据无法做到全面掌握。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传统银行通过线上化方式模拟线下手工操作,各个系统之间存在并列式竖井,系统之间难以实现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极大地降低了跨部门的业务处理效率。
记者:在这些挑战下,银行应如何选择转型路径?
王勉:针对上述挑战,我对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有三点建议。
第一是培养复合型人才。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人才。具体是指具备互联网思维、掌握数字化技能、拥有金融业务知识和商业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换言之,数字化转型使得拥有金融知识和大数据分析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银行的必备资源。
第二是提升网络安全防御能力。一是建立高敏感度的网络安全预警体系。以通过积累日志、流量等数据,并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开展威胁建模和快速分析,从而及时预判网络攻击行为。二是针对不同的开放模式,重新定位安全边界,并基于新的安全边界充分评估现有防御措施的完备性,构建多纵深、立体化的防御体系。三是通过金融监管机构、银行业协会等行业牵头机构,建立商业银行间的态势感知、情报共享等安全平台,帮助商业银行及时响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网络安全形势变化。
第三是实施系统架构平台化改造。通过改造传统银行的信息系统,打造适应数字化转型要求的平台化架构体系。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各自业务拓展和整体战略实施。
记者:对于数字化转型,您首先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那么宁波通商银行如何培养复合型人才、组建金融科技人才队伍?
王勉:复合型人才培养依托科技治理强化IT能力,促进业务与科技协同发展,是推动科技赋能的有效手段,是优化信息科技资源配置实现要素价值的最大化。培养与业务发展相适应的IT能力,促进业务和科技深度融合,更好地控制成本,获得竞争优势,是我行组建和培养金融科技队伍的主要目标。
我行一方面对IT能力进行分层次由针对性的培养,包括决策层、业务部门、科技部门、普通员工在内的全员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科技部门设置IT前置岗位、业务部门设置IT内嵌人员的方式建立融合团队,不仅可以帮助技术部门更好地理解业务部门的实际需求,进而提供更为高效和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持,而业务部门通过及时了解新技术的应用特点,也将能更好地结合业务背景去挖掘新的盈利突破点。
“互联网+行业+金融”:以差异化思路打造特色互联网金融
记者:宁波通商银行将科创企业定位为重点支持的核心产业是出于哪些考虑?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助力科创企业发展?
王勉:近年来,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政策引领下,宁波市“科技金融试点城市”、宁波市先进制造战略等区域产业升级战略持续推进,区域科技型企业获得快速发展。在这样的产业发展趋势下,我行从2015年开始即积极布局科创金融,提升我行对于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
我们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前期以研发贷、精英通、流动资金贷款等产品介入;中期向目标企业提供供应链融资,并对衍生出来的高速成长型企业尝试投贷联动;后期由政府牵头搭建科技型中小企业平台,针对成熟型企业,引入PE、VC、会计师事务所、律所等达到深入合作,同时解决我行股权的退出机制。
我行推进“支付为切入点、账户为基础、融资为手段”的平台发展模式,打造我行互联网金融平台,致力于为平台化的商业生态链提供账户管理、支付结算、小微贷款等全流程业务支持,以实现互联网金融在小微业务的落地。同时,以“场景+科技+金融”为平台发展战略,布局“供应链金融-行业金融”,以差异化思路结合市场逐步打造行业金融,形成我行特有的互联网金融——“互联网+行业+金融”。
记者:目前许多商业银行选择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的形式开展业务。在您看来,金融科技合作伙伴应如何选择?贵行更看重哪些技术或资源?
王勉:目前已有多家银行将金融科技作为眼下和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并陆续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如建行、招行、民生、兴业、光大等等。有实力的银行纷纷在金融科技方向发力不仅因为行业内部的竞争压力,更多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如蚂蚁金服、京东金融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目前看来,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和互联网系金融科技子公司优势各有侧重,在选择金融科技企业合作时要基于具体业务实际需求综合考虑,例如获客、风控、服务等。
在满足获客需求的方面,我行于2017年底着手建设渠道管理平台,并于2018年初投入使用,目的是与第三方平台的业务合作与对接。该平台定位为统一的第三方对接平台,依托平台化建设思路,采用了微服务技术架构,支持多协议、多服务、多场景的快速对接,目前已完成对接的对接第三方平台包括:蚂蚁金服、众邦银行、马上消费金融、富民银行、云联金服、连连支付等。其次,我行与招银云创、兴业数金、阿里金融云等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充分利用他们在金融业务及云计算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快速响应各类业务需求。我行成立至今,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构建的IT项目已有十余个,涵盖了客户交易服务、OA办公、灾备体系等多个方面。最后,我行也积极探索与金融科技公司在风险控制领域的合作。通过引入外部数据,构建我行特色产品的风险控制模型,有效提升我行产品的服务效率和资产质量。
“科技兴行”:将金融科技打造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记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银行业的未来发展带来哪些影响?给贵行带来哪些影响?
王勉:疫情下的“零接触”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科技转换,加速了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说,疫情是检验银行数字化进程的“关口”。疫情下的“零接触”服务,不仅提升了传统机构对金融科技的认同感,也增加了危机感。同时也让银行对金融科技和服务的变革有了更直观的认知。疫情使我行更加注重运用金融科技力量,加大线上功能完善,提升线上化的服务力度,采取开放银行理念。未来,我们将考虑提供非金融服务,开放一些接口,把第三方合作伙伴引进来,更好地提供一站式综合化服务,满足客户全方位需求。用金融科技的手段让强金融属性、强线下特征的业务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线上线下相融合,提高效率,降低风险,创造更大的价值回报,这不仅是价值引领,更是生存需要。
记者:未来宁波通商银行在金融科技上有哪些战略规划?
王勉:下阶段,我行将继续提升金融科技应用水平,持续创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进金融科技安全应用,引入微服务架构体系和敏捷开发的项目管理体系,积极构建灵活、安全、开放的线上化信贷业务平台和线上化支付平台,进一步提升业务处理能力,支撑小额高频类业务的快速对接和弹性拓展,充分发挥金融科技赋能作用。
“一区两链”业务是我行未来几年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业务核心是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整合,实现对风险特征相似的客户群进行统一模式的金融服务。“一区”指园区金融,“两链”指供应链金融和产业链金融。要做好“一区两链”业务,势必需要金融科技的有效支撑,在信息来源、风控体系等关键环节,依托金融科技技术,提升业务产品竞争能力。构建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全流程动态风险管理及线上化作业的综合金融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
在大数据风控领域,我行一方面通过决策引擎等风控工具部署,丰富数据挖掘渠道,提升信息交叉验证能力,增强我行小微业务风控效率,同时简化客户资料的上传数量,提升客户体验。另一方面通过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以下方面的风险管理:一是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评估。可通过企业的产、流通、销售、财务等相关信息结合大数据挖掘方法进行贷款风险分析,量化企业的信用额度,更有效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二是实时欺诈交易识别和反洗钱分析。可利用持卡人基本信息、卡基本信息、交易历史、客户历史行为模式、正在发生行为模式(如转账)等,结合智能规则引擎进行实时的交易反欺诈分析。
目前我行资产、负债产品的获客渠道较为传统,主要通过网点和客户经理营销推广,业务成本高,效率低。搭建开放银行,以API技术为手段,向商业生态圈合作伙伴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业务功能,聚合更多生态场景,以求实现多种优势和业务领域的互补,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客户、员工、第三方开发者、金融科技公司、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体验更好的、成本更低的金融服务。通过与商业生态圈合作,提升我行获客、支付、信贷、品牌宣传、催收客服等业务开展,为我行创造出新的价值,构建新的核心能力。在开发银行领域,多家金融同业已创新先行,例如工商银行与京东金融在不限于金融的诸多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包括金融科技、零售银行、消费金融、企业信贷、校园生态、资产管理、个人联名账户、物流及电商等。
我行当前系统基本部署在传统的基础架构上,日常开发、维护会存在一定缺陷。搭建Openshift容器云平台,将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业务的连续性,还可以做到线上系统的滚动更新,可以持续解放开发人员和运维人员,为应用研发和运维赋能,不断提升向业务交付效率和质量。OpenShift是基于原生Docker及Kubernetes的应用容器平台,支持物理机、虚拟机、私有云及公有云部署。可以提供容器的自动编排,根据业务量手动或者自动进行扩容,为上层应用提供高可用服务。可以有效做到资源的隔离和复用。
2020年是我行“三·三”规划的收官之年,在“回归本源,深化转型,特色经营,科技兴行”的全行战略指导下继续深耕细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金融科技战略部署与安全应用,将金融科技打造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金融消费者,最终实现“科技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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