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普惠金融已驶入发展的快车道。随着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银行业、保险业和各类新型机构结合自身定位发挥差异化优势，初步形成了多元化、分层次、广覆盖的普惠供给金融体系。
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信贷投放以“量增”带动“面扩”和“价降”。截至2019年5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5.15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25万亿元，增幅达33.46%；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户数1928万户，较2018年初增加660万户。今年前5个月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6.89%，较2018年一季度平均利率水平下降0.92个百分点。
同时，保险业的重要性正在凸显。8月2日，在第二届中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峰会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邢炜介绍称，近几年来，各地开展的贫困人口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特色农业产业保险等已经成为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工具。农业风险保障和农业基础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2018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570多亿元，为近2亿户次农户提供保障金额3.46万亿元。此外，保险业探索开展融资性担保机构、中小企业担保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保险业服务小微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
不仅仅是参与队伍不断壮大，创新也成为普惠金融的显著标签。这其中，金融科技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同时，针对我国普惠金融仍存在成本高、风险大、服务不均衡、商业模式不可持续等问题，金融科技也有望成为破局者。
“数字化技术赋予了普惠金融全新的时代价值和丰富内涵，为解决普惠金融的难题提供了可行路径。”在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桂平看来，金融科技已经成为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数字化技术通过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提高了银行的运营效率和风控能力，改变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互动范式，有效拓展了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大数据改变了普惠金融参与主体的连接方式，重塑了产业链、交易链、金融链、服务链等关系链条，推动了金融生态向大众化、共享化、透明化、智能化和差异化发展。
“以前大家认为数字普惠可能是支付的触达点，用于降低传统业务的成本。而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新型产品都是基于互联网数字技术开发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这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普惠是利用科技对传统的金融模式进行重塑，“金融+科技”也将成为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业务转型的方向。
金融科技正在重塑普惠金融的服务模式。例如，建设银行推出的“小微快贷”一站式金融平台，通过生物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为支撑，为小微企业提供“一分钟”融资、“一站式”服务、“一价式”收费的信贷体验；以东方微银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公司则利用大数据技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破解抵押难、担保难问题，显著提升了普惠金融的效率。
不过，如何把握金融科技应用的“度”、实现合规应用，同样值得业界深思。
要实现合规应用，必须正确理解金融科技。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李广子认为，金融科技应当是利用包括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5G技术等在内的底层技术，需要真正做到优化金融功能、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效率，改善金融产品形态。针对普惠金融“惠”和“普”的讨论，他表示，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应该遵从先“普”后“惠”的路径。如果没有“普”，也很难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惠”。而当前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已经显著提升，所以现在应当重点应用技术手段来解决“惠”的问题。
“任何一个先进技术的应用都不是炫技的过程，关键在于这些技术到底能够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以及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是否能够在满足核心诉求的情况下，采用合适、合规、合法的技术实现。”东方微银COO王德伟表示，但任何科技的应用也一定要适度。
上海新金融研究员副院长刘晓春提出，金融机构在应用金融科技和开放、使用数据时要有责任心。比如，一些商业交易数据、社交数据可以作为信贷风险评估的数据，但是存贷款等数据则不能用于商业营销等业务。数据的获取、交易行为以及数据质量还需要有明确的监管规则。
此外，曾刚表示，普惠金融也须正本清源，坚持便利性、多样性、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消费者保护等基本原则。同时，也要考虑监管与创新的平衡，既要支持普惠金融创新发展，也要守住风险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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