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简史（1908-2018）

交通银行（英文名称Bank of Communications，简称BCM，中文名称交行）创始于1908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的发钞行之一。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总部位于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2005年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2007年5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1328。

2018 年，交通银行已连续十年跻身 《财富》（FORTUNE）世界 500 强，营业收入排名第 168 位；位列《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全球 1000 家大银行一级资本排名第 11 位。

根据2018年年报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资产规模9.53万亿元，在职员工数89542人，年营业收入2126.54亿，净利润：736.30亿元，人均收入237万元，人均净利润82万元。根据2019年4月19日最新数据显示，交通银行市值4767.67亿元。

交通银行是中国主要金融服务供应商之一，集团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证券、信托、金融租赁、基金管理、保险、离岸金融服务等。交通银行拥有境内分行机构235家，其中省分行30家，直属分行7家，省辖行199家，在全国239个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158个县或县级市共设有3,270个营业网点；旗下拥有7家非银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交银租赁、交银保险、交银投资，控股子公司交银基金、交银国信、交银人寿、交银国际。此外，交通银行还是常熟农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西藏银行的并列第一大股东，战略入股海南银行，控股4家村镇银行。

2018年是交通银行创立110周年。站在新的起点上，交通银行赋予“两化一行”战略以新的内涵，提出“186”战略施工图。“1”是战略目标，突出“建最佳财富管理银行”，核心要义是创造共同价值、提供最好服务；“8”是战略措施，从客户至上、“两化”（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双轮”（事业部+分行）驱动、“双线”（线上+线下）协同、科技赋能、人才引擎、风控护航、家园建设8个方面做强做优，提升客户服务能力；“6”是“三增三降”经营策略，即增有效客户、增核心负债、增转型收入、降风险成本、降资本占用、降营运成本。

公司使命

“创造共同价值”

创造共同价值，充分反映了交行对客户、股东、员工和社会的态度与责任，是建设责任交行、和谐交行的清晰表达。

客户是交行价值创造的源泉。交行的一切经营管理活动，都要围绕为客户提供更优的金融方案，为客户提供省时、省力、省心、增值的金融服务，赢得客户的信任，培育客户的忠诚。

股东是交行的投资者和委托人，是交行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后盾。建立完善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机制，准确充分地披露信息，维护股东持续长远的利益，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交行应尽的职责。

员工是交行金融服务的承载者和服务价值的创造者。优秀的员工支撑着交行的共同事业。交行坚持以人为本，为员工创建良好的个人发展环境，使员工伴随着交行的成长而成长。

社会是交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全体交行人必须树立“企业公民”意识，坚持依法合规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繁荣。

公司愿景

“建设中国最佳财富管理银行”

交行不断追求创新，以高素质的投资团队、雄厚的资金实力、良好的银行市场声誉来满足客户财富管理的多样化需求，在为客户财富保值增值和为客户创造价值领域做到最佳，形成清晰明确、为市场认同的差异化定位的经营策略，提高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金融服务的能力，形成分层分区服务体系，塑造差异化的品牌定位和诚信专业的品牌形象，使交行成为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主导者、最佳金融解决方案的设计者、价值业务的创新领跑者和创新成果的保有者。

公司精神

“拼搏进取 责任立业 创新超越”

拼搏进取：拼搏是交行百年发展的缩影，是几代交行人的真实写照。每位交行人都要以创新为手段，以超越为目的，保持昂扬向上的斗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知难而上的勇气，在顺境中居安思危，在逆境中奋力拼搏，增强竞争意识和开拓意识，把交行人的职业发展与交行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为交行的持续经营努力拼搏，为交行的转型发展积极进取。

责任立业：责任是一个组织、一个团队、一个人对一种信仰、一项事业忠诚度的具体体现。忠诚交行的事业，是每位交行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创新超越：创新是交行事业发展的灵魂，是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要素。交行把创新作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通过不断创新实现超越历史、超越传统、超越对手、超越自我，使交行事业强盛，基业常青。

经营理念

“一个交行 一个客户”

“一个交行，一个客户”，是指交行对内要加强管理协同，形成联动发展合力，以客户为中心，增强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化、全方位金融服务的能力；对外要以交行整体利益为重，相互配合，维护统一的品牌形象，全面满足客户需求，赢得客户的认同。

强调“一个交行、一个客户”，就是要整个交行共享客户信息资源，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交行与客户的关系维护已经从传统的产品销售时代跨越到客户体验时代，对客户特别是中高端客户的营销必须讲究方法策略。

交行内部必须加快客户资源和信息整合，摒弃“你的客户”、“我的客户”的无谓争论，真正从“每个客户都是交行客户”的高度，制定客户关系维护的最佳方案，全面满足客户的财富管理需求。

发展战略

“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

“走国际化道路”，就是要加快国际业务发展，加强海外机构、海外网络的建设，实现机构网络、业务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国际化；“走综合化道路”，就是要以银行业务为主体，打造全功能的金融服务平台；“以财富管理为特色”，就是要在为客户财富保值增值和为客户创造价值这一细分市场做到最佳；“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就是要在公司治理、内部管理、财务状况、服务水平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全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广告语

“百年交行，您的财富管理银行”

交行创建于1908年，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并存续的商业银行之一。“百年交行——您的财富管理银行”是适应全行战略要求,从符合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出发,突出交行品牌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定位，打造经济新常态下的财富管理银行品牌新形象的广告宣传语。

“百年”彰显的是交行的恒久品质，“您的”二字则拉近了品牌与客户之间的距离,很好地阐释了交行以人为本、以客户为尊的服务理念。交行继续以发展百年民族金融品牌为己任，以打造中国最佳财富管理银行为目标，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让广大客户与全社会感知蕴藉于“百年交行——您的财富管理银行”背后的价值与回报。

交通银行的招牌是郑孝胥题写的。郑孝胥曾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也任过伪满政府的总理，为士林不齿。但他在书法艺术上有着卓越成就。

郑孝胥，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清光绪八年举人，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光绪十七年，郑孝胥东渡日本，任使馆秘书。次年，升驻日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光绪二十年归国，历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督办广西边务。宣统三年，为湖南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先有楼在上海，题海藏楼，寓居于此。

鬻字沪上，年入二万金，同时代的写手如沈曾植、李瑞清、曾熙等，皆自叹不如。民国十二年郑孝胥由庄士敦、陈宝琛引荐入故宫，为清室复辟而四处奔走，甚得溥仪器重。

次年，被破格任命为“总理内务大臣”后改任“懋勤殿行走”，为溥仪讲《资治通鉴》。郑孝胥后追随日本侵略者，并任所谓的满洲国国务总理，成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旧时朋辈，如陈衍、昌广生等皆与之绝交。

郑孝胥在民国初年以擅长书法著称，名重一时。他主张将楷法和隶法相融合，实质上就是取碑、帖之长化为己有，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形成独特的艺术面貌。郑孝胥在各体书法中以楷书和行书见长。他的楷书以唐楷为根基。

初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诸家笔意，点画工整，结构严谨。后来，参入六朝碑刻之法以增强其楷体的骨力。在结体上，他创新求变，将魏碑的扁势拉长为纵势，把魏碑的剑拉弩张、呆板可畏之势变成了刚柔相济、稳健飘逸之姿。

虽然他的楷书吸收了碑版书法厚重、生拙、大气的特点，但其早年馆阁体的习惯已根深蒂固，因此他的楷书一直保留着工整精丽、匀称洁净的风格。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之书学》中给予郑孝胥高度的评价：“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早年是写颜字苏字出身的，晚年才写六朝字，他的笔力很坚挺，有一种清刚之气。

对于诸碑，略尽《李超墓志》，又像几种‘冷唐碑’，但不见得就是他致力的所在。最稀奇的是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最像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就艺术而论，郑孝胥所取得的书法成就，理应在近代书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交通银行行徽将英文译名BANK OF COMMUNICATIONS 词首的小写字母“b”和“c”组合起来，构成了一个立体面，表示企业的实力和业务的综合性。

整个图案具有延伸感，体现交通银行不断发展、壮大、日益繁荣的趋势。标准色为深蓝色，象征交通银行像大海一样博大精深，寓意稳重，踏实而可靠!

交通银行目前董事长空缺，上一任董事长彭纯刚刚辞职。彭纯，1962年出生于山西临汾，1986年获得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颁授经济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颁授经济学博士学位。自2018年2月至2019年4月任交通银行董事长，2013年10月至2018年8月任交通银行行长。4月9日，彭纯因国家金融工作需要，辞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及交行一切职务，转任中投公司董事长。

任德奇，生于1963年，1988年于清华大学获工学硕士学位。任德奇此前为中国银行副行长，并且在建设银行系统工作多年。2018年6月12日，交通银行发布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聘任任德奇为交行行长，交行董事长彭纯不再代行行长职责。

交通银行始建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在清末民初的政局纷乱中，交通系与交通银行某种程度上互相依存，交通系通过交通银行掌控国家金融命脉，交通银行则依靠交通系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政权更替，交通系匆匆落幕，拉开的是交通银行百年风云的序幕。

在清末民初的政局纷乱中，交通系与交通银行某种程度上互相依存，交通系通过交通银行掌控国家金融命脉，交通银行则依靠交通系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政权更替，交通系匆匆落幕，拉开的是交通银行百年风云的序幕。

交通系是清末民初伴随着铁路、航运、邮政、电报所谓交通四政的发展而崛起的一个派系集团。晚清时期，泱泱中华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转型期，伴随着皇权的衰落和朝廷的式微，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派系集团，而其中以铁路航运事业起家、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交通系也趁势崛起，它虽然名气远不如直系、皖系、奉系等军阀集团那样响亮，但却同样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尤其在北洋政府时期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交通银行的创立和早期经营也与交通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881年，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通车，标志着中国近代交通事业的起步。此后，不仅铁路，中国的航运、邮政、电报事业也日益蓬勃发展，为了统一管理以上所谓交通四政，清廷于1906年设立了邮传部。邮传部是清末的一个重要部门，是中央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设立也标志着交通系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为了赎回京汉铁路路权和办理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四政的款项收付，1907年11月，邮传部上疏朝廷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并获得批准。1908年3月，交通银行正式开业，资本额为白银500万两，其中官股四成，商股六成，兼有普通商业银行和特许银行的双重身份。根据奏定章程，邮传部对交通银行的行务和人事拥有监督和审核的权力，交通银行的四位最高管理人——总理、协理、帮里、总稽查也由邮传部向朝廷提名任命。

交通银行的首任总理为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但在其任职期间，不仅经营业绩不佳，而且公私不分，他挪用交通银行大笔资金周济他本人的义善源银号。义善源银号最终在“橡皮股票风潮”中因负债1400万两而破产，其中积欠交通银行的款项累计达到了287万余两。期间正逢盛宣怀接任邮传部尚书一职，盛宣怀借机不断向李经楚施加压力，并审查交通银行账务，令李经楚最终被朝廷革职。

旧交通系强势掌控交通银行成为财政工具李经楚的革职与盛宣怀对交通银行的控制，使交通银行深受“橡皮股票风潮”危机影响的同时遭遇巨大的高层变故，对交通银行的清理整顿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民国初年，受辛亥革命影响以及义善源破产的牵连，交通银行经营愈加不善，资金枯竭，其日常经营几乎无法维持下去。

李经楚李经楚(1867年－1913年)，字仲衡，号佑三，府学廪生，安徽合肥磨店乡（今属合肥市瑶海区）人，为李瀚章次子。以三品衔，二品顶戴任江苏后补道，后为参赞官赴比利时、法国等国。回国又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并兼办大学堂工程处等，后长期任职于邮传部，官至邮传部右丞。李经楚其人才学广博、融通中西、精通政务，曾多次代表国家进行对外事务的谈判。因出资组建交通银行，于1908年任交通银行首任总理。李经楚在任行长期间筹款赎回了京汉铁路，收回电报局商股，使之成为国有企业。

1912年，袁世凯任命其亲信、交通系官僚梁士诒为总统府秘书长，稍后又任命梁士诒为财政部次长兼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也算是交通银行的元老和创始人之一。早在1907年，梁士诒即向时任邮传部尚书的陈璧建议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外足以收各国之权利，内足以厚中央银行之势”，并在1908年交通银行初创之时出任交通银行帮理。梁士诒兼任交通银行总理期间，千方百计地为交通银行筹措资金，重振业务，甚至不惜动用自己昔日所聚之私财接济交通银行，并使用“缓提官存，新旧账分开”的方法，把辛亥之前的邮传部存款200多万两作为旧账，仿照大清银行(民国后为中国银行)的做法一律缓提。

在梁士诒的努力之下，交通银行逐渐缓解了资金紧缺的困难，渡过了鼎革之际的难关。梁士诒主政交通银行期间，还充分运用其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充”交通银行业务职能，使交通银行获得了发钞权和代理国库权，取得了与中国银行同等的国家银行地位，并和中国银行一样充当起北洋政府的财政工具。例如在募集公债方面，交通银行的成绩甚至超过了中国银行，在内国公债局首次募集的2100万元公债中，交通银行的份额占了第一位，达到630万元。而在对政府的垫款方面，截至1916年6月，交通银行对政府的垫借款额达到4600万元，其中财政部垫款占了约一半。

梁士诒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汉族，广东三水人。祖籍为如今的佛山市三水白坭镇岗头村。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参与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的活动，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为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交通、财政高级官员，旧交通系首领，是清末和民国初年非常活跃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在整个袁世凯执政时期，凡交通部通过交通银行的收入，都被归入“特别会计”项下，成为袁世凯的“内库”，无论是国务总理还是财政部均不得过问，而梁士诒就是掌库人。梁士诒还通过股东联合会呈报交通部，委任交通系叶恭绰为交通银行帮理、任振采为交通银行协理。

交通银行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官僚手中。交通银行也因为垫款关系，在政治上拥有相当大的势力，财政总长若不是交通系的人，就得看梁士诒的脸色行事。在当时，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掌握了铁路、航运、电讯、邮政等事业的领导权，同时还控制着交通、金城、盐业等大银行以及正丰煤矿、龙烟铁矿等大企业，可谓财源滚滚，在政界和商界显赫一时，梁士诒本人也被称为“五路财神”。

1915年，袁世凯意图称帝，利令智昏的梁士诒伙同袁克定、杨度等人积极地为他组织请愿活动，为袁世凯鞍前马后，办事格外卖力。他一方面亲自出马，同英法等国公使周旋，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以换取列强对帝制的支持，一方面又操纵交通银行，积极地为帝制筹措资金。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各方的强烈反对，蔡锷等人在云南首举义旗，发动讨袁护国战争，在全国的一片声讨声中，众叛亲离的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一场闹剧最终草草收场。梁士诒也在袁世凯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而遭到通缉，被迫一度流亡香港。虽然梁士诒在洪宪帝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为当时还处于初创时期的交通银行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使其在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事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新交通系掌控渐弱交通银行试图注重工商实业梁士诒失势之后，旧交通系也随之瓦解，逐渐式微。而曹汝霖则趁势崛起，他于1917年出任交通部总长，同时兼任交通银行总理，逐渐形成了以其为首的，包括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在内的新交通系。如果说梁士诒领导的交通银行曾经依靠政府的权力获得了颇丰的利益，那么，与政府过往甚密也为交通银行的经营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曹汝霖任职期间，交通银行由于过去对北洋政府的垫借款过多，引发了两次停兑风潮，元气大伤。加上五四运动之后曹汝霖去职以及后来北洋政局的混乱，使得交通银行的高层组织近乎瘫痪。

第二次停兑风潮前后，交通银行的经营方针开始有所调整，试图走向更为独立、公开、稳健的发展方向。1922年2月，交通银行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临时股东总会，重点确定了新的营业方针，并通过了董事会提出的四条相关意见：一是改变过去倾向于政治借款的经营模式，今后趋重于向工商业借款，扶助实业的发展。二是发行独立，准备公开，定银行准备金为七成现金三成证券，并不得与营业金混合，随时任凭官商检查。三是整理行务，进行裁员，亏损行实行收缩。四是核实账目，将辛亥年旧账以及历年各行呆账亏耗，由历年盈余滚存公积金项下提补。这次大会在营业方针上做出了重大决策和转折，在交通银行早期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同年6月，交通银行又在北京重新召开股东大会，对2月份临时股东总会确立的营业方针再次予以肯定，并选举了著名实业家张謇为交通银行总理，钱永铭为协理，董事会则推举施肇曾为董事长。钱永铭为赴日留学生，在经营中善于吸取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的长处；施肇曾清末曾任沪宁铁路总办兼轮船招商局董事，民国后督办陇豫海铁路，创办江丰农工银行和北平医院，在当时中国的实业界和金融界颇有名望。这一新的高管层阵容为交通银行新营业方针的贯彻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而此时，北洋政权日趋分崩离析，对政局的掌控力也越来越弱，这也是当时交通银行能越来越摆脱政府的控制，向商业银行转化，独立自主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交通银行在营业方针改变之后，虽不能完全停止对北洋政府的放款，但已坚持“收缩主义”，尽量不放款或者少放款，即使某些放款不得不放，也坚持以可靠的抵押为放款的前提条件。

1925年4月，段祺瑞为解决财政危机，电邀梁士诒从香港回到北京，并任命其为财政善后会议委员长。5月，梁士诒再度出任交通银行总理。交通系虽然卷土重来，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其势力已大不如前，梁士诒也不得不审时度势，顺应了交通银行营业方针的改变，继续注重于工商事业，这也是当时中资银行的大势所趋。交通系淡出历史舞台交通银行落入国民政府掌控1926年4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横扫北洋孙传芳、吴佩孚所部。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次年6月，张作霖率部撤出北京、退往关外，北洋政府垮台，依附于北洋派的交通系至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继任奉系首脑，并于同年年底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此后，大权独揽的蒋介石按照既定方针实行所谓“训政”，与北洋时期不同的是，“以俄为师”的国民政府全面加强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管控，经济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对金融业的控制力度日益加强，试图从币制改革入手将国有资本渗入银行界，统制金融进而建立国家金融体系，并意欲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家大行收入囊中。

1928年，国民政府颁发了《交通银行条例》，特许交通银行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成为当时第二家最大的官商合办银行。

此时恰逢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中国亦不能幸免，受危机波及引发了“白银风潮”，导致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恐慌，不少银行钱庄濒临倒闭，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此次风潮中也遭受了重创，经营面临很大困难，急需政府的支持。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以援助交通银行为名，乘机通过法令形式，采取增设官股，使官股额占交通银行资本总额的60%以及增派官股董事的方式，对交通银行进行了两次改组，最终使得交通银行完全落入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再次成为政府的财政工具，并为其推行币制改革扫清了障碍。对中国银行，孔祥熙也如法炮制，轻松将其接管。此后，交通银行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1935年，国民政府形成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即“四行两局”的金融体系，为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做出了贡献。

交通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民国初年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功能缺失的一种体现。北洋时期的政权主要依靠军阀武力来维持，然而，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况且政治乃经济的上层建筑，在经济领域，军阀乃行伍出身，带兵打仗是其长处，于国计民生却是外行，仍需要专业人士出山为其支撑局面。交通系有着多年统辖经济生活的丰富经验，掌控着国家财政、交通、金融等各方面，执掌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其与北洋军的合作可谓文武合璧，成为北洋政府统治的两大支柱，适应了民国初年社会运转的需求，填补了军阀武力功能的欠缺。无论北洋哪一个派系想要入主中央政府并维持下去，都要考虑与交通系合作。

交通系将交通银行变成他们手中一个重要的财政工具，通过交通银行掌握发钞权，从而控制国家金融命脉，扩大了自身在中国政坛的实力和影响力；而早期的交通银行也在交通系的治理下在清末民初的政局纷乱中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民国时期中国两大国有银行之一，在当时的中国金融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银行被新政府接收。1954年，中共中央、政务院决定在交通银行原有机构和干部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1958年开始，交通银行除香港分行继续营业外，内地行的业务分别并入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1986年7月24日，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要求，鉴于交通银行对于中国金融的巨大历史影响以及在国际上良好的声誉，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

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交通银行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中实现了六个“第一”，即第一家资本来源和产权形式实行股份制；第一家按市场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设置机构；第一家打破金融行业业务范围垄断，将竞争机制引入金融领域；第一家引进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以此规范业务运作，防范经营风险；第一家建立双向选择的新型银企关系；第一家可以从事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综合性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