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与比特币相比有何不同

来源 | 银行家杂志
作者 | 黄国平/孙会亭

2009年，比特币的诞生开创了数字货币的先河。尽管虚拟数字货币出现至今仅经历十年的发展，但其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预示着这一的新型货币形态将不可逆转地影响着全球货币发行和流通格局。USDT、Libra等价格稳定的“稳定币”的出现更是为各国央行以官方渠道发布数字货币提供了新的思路。

今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对外公布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准备情况。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全球首个由央行发布的法定数字货币。与脱离国家信用背书、高度市场化的比特币、Libra相比，央行发布的数字货币将在技术实现、发行运营机制，货币信用与稳定以及金融监管与协调等方面上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人民银行的央行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DC/EP）研究始于2014年。目前，央行法定数字货币设计、发行和落地实验已进入公众视野，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全球首个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化法定货币（以下称“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发行既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数字经济时代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和货币政策调控职能的前瞻举措，亦是应对当前不断涌现的各类虚拟数字货币和智能化金融工具对现有货币和金融体系冲击和影响的积极响应。

数字人民币发展背景与动因

2009年，世界上首个虚拟数字货币比特币横空出世，打破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一统天下局面。比特币一经产生，依托区块链技术，凭借其加密性、去中心化和匿名性（化名性）特点备受关注。随后，基于区块链和去中心化思想的加密货币（如莱特币、以太币）等相继涌现，并作为支付媒介应用于不同的交易场景和途径。工作量证明（Proof of Works，PoW）等“挖矿”机制赋予了比特币等虚拟数字货币的价值属性，匿名性和哈希不可篡改性等性质保证了他们具有较强的使用价值。比特币等早期加密数字货币背后既没有国家信用背书，也没有相应储备价值资产支撑，造成价格剧烈波动，市场投机充斥。近年来，“币圈”市场中各种形式多样的ICO（Initial Coin Offering）发行和交易已在全球范围内严重影响金融和货币市场的正常秩序。

2015年以来，以USDT为代表的所谓“稳定币”出现，通过建立与美元等法定货币稳定兑换（如USDT与美元兑换为1∶1）关系，试图搭建法币与加密数字货币之间桥梁，打通数字货币与法定货币市场联系。但是，没有国家信用支持的中心化发行和管理模式存在道德风险，备受市场质疑，实践效果不彰。2019年6月，Facebook领衔的Libra项目白皮书和测试网正式发布。根据白皮书对Libra的愿景和定位，Libra币着眼于数字支付和普惠金融，致力于为全球用户（尤其是对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进行货币支付和流通。相较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Libra具有真实的资产储备，无固定总量，更倾向货币支付功能，价格可能较为稳定。

为积极主动应对虚拟数字货币对现有货币和金融体系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在2014年就着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人民币发行和业务运行框架、数字人民币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面临的法律问题、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发行数字货币的关系，以及国际上数字货币发行实践与经验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201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举行数字货币研讨会，提出将早日推出数字人民币。2019年8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正式渠道对外公布了法定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研究和发行准备情况。

近年来，我国的电子商务不断发展，移动终端普及率不断提升，第三方支付广泛应用，这都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动奠定了良好的网络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也明确指出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这也为数字人民币发行和落地实验提供了良好的实验场所和发展机遇。

数字人民币技术路线和运营构架

现阶段，我国数字人民币设计和发行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替代。同时，为保持数字人民币的货币属性，实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目标，我国法定数字货币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并坚持中心化的发行和管理模式。 

数字人民币之所以注重对M0替代，一是现有的纸币和硬币存在诸如印制发行成本高、携带不便、容易被伪造、用于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等缺陷，存在实现数字化的必要；二是基于商业银行账户的M1和M2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或者数字化，没有再次数字化的必要；三是有助于维持现有货币体系稳定，不改变现有债权债务关系和二元账户结构；四是数字人民币替代M0，使数字人民币具有和现钞一样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等职能，以国家信用做担保，保证其无限法偿性。 

数字人民币之所以采用双层运营结构体系，一是双层运营结构有利于充分利用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现有资源、人才和技术优势，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开发和共同运行，这既有利于整合资源，促进创新，同时也有助于提升社会和公众对数字人民币的接受度。二是双层运营结构有助于分散和化解技术、资金、经验和市场等诸多方面的风险和困难。数字人民币直接服务公众，涉及千家万户，仅靠央行自身力量进行研发和支撑，通过双层运营结构设计，可避免将风险过度集中。三是双层运营结构可避免“金融脱媒”可能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所造成恐惧和不利影响。如果央行直接对公众投放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与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可能会形成竞争关系，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能力，增加社会融资成本，损害实体经济，甚至引发颠覆现有金融体系，出现央行包打天下的“大一统”局面，妨碍现有金融和货币体系稳定运行。

数字人民币对M0替代设计，决定了数字人民币天然具有“稳定币”属性，为人民币将来与各类加密数字货币建立密切联系预设了沟通桥梁。数字人民币“中央银行—商业机构”双层运营模式与Libra币采用的“Libra协会—授权经销商”运营模式类似，同时，数字人民币全额缴纳准备金机制与Libra币实施储备资产等额兑换原则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缴纳的准备金由央行进行管理，和传统法定准备金一样作为央行的负债，这既保证了数字人民币的法定效力，也规避了数字人民币超发和挤兑风险。至于Libra币储备资产，则由Libra协会交给全球具有较好信用评级的托管机构保存，以确保资产稳定性与安全性，获取的利息收入用于维护系统运营。

数字人民币天然法币属性决定了数字人民币由中央银行采取“中心化”模式的发行和管理，Libra币全球网络货币定位促使它采用相对“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和发行管理模式。理论上，中心化模式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维护币值稳定，强化金融监管，“去中心化”模式则更有助于交易的便利性和匿名性，因而也更易于被市场和投资者接受和使用。实践中，这两种模式孰优孰劣，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相对于Libra和比特币的差异化明显

比特币出现，最初并没有引起各个国家重视。Libra币推出，促使各国警惕数字货币对货币主权威胁和挑战，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考虑和评估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和发行。由于设计和发行目的不同，数字人民币等法定数字货币与各类脱离国家主权的虚拟数字货币在技术实现、发行运营机制，货币信用与稳定以及金融监管与协调等方面上存在显著差异。

技术实现方面。Libra币和比特币在都采用区块链技术搭建系统构架。其中Libra开始时采用许可方式的联盟链形式，以后过渡到无许可形式的公有链。比特币则直接采用去中心化的公有链方式。Libra采用基于拜占庭容错（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 BFT）共识协议实现LibraBFT共识机制，这比比特币采用的工作量证明(PoW)共识机制在处理高并发交易方面更为有效，而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PoW）则更为安全稳定。数字人民币等法定数字货币，目前尚未正式落地，各国政府和监管当局在技术方案和路径方面也未有统一认识。中国人民银行公开表态，数字人民币的设计和发行，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等机构可进行密切合作，不预设技术路线，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实现系统优化，共同开发运行。Libra和比特币均采用区块链技术，二者可以满足交易匿名性（化名性）需要。数字人民币设计目标则力求在满足公众匿名（化名）支付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等诸多方面寻求合理平衡，实现可控匿名。 

货币信用和币值稳定方面。数字人民币等法定数字货币有国家信用作为背书，拥有最高信用等级，币值也具有天然稳定性。Libra币以真实资产储备(称为“Libra储备”)作为担保进行发行，以增加货币信用，保持币值稳定。比特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加密数字货币，则直接采用市场化方式公开发行，由于比特币既没有没有国家信用支持，也没有真实资产担保，币值波动剧烈，呈现很大不稳定性，但比特币发行上限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平滑和抑制了比特币的贬值风险。Libra币和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数量没有上限。数字人民币等法定数字货币有国家信用为其背书，并且政府和中央银行会根据经济的发展水平对发行数量进行宏观调控，保证了公众对法定数字货币信心。Libra币尽管有真实资产担保，但仍然可能面临着发行主体天然劣势所带来的诸如超发货币、泄露隐私以及流动性风险等问题和不足。

发行运营机制方面。数字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和Libra币（由Libra协会发行）采用中心化的发行方式，且运营模式上采用双层运营结构。比特币则采用去中心化方式，对公众和投资者直接发行。数字人民币和Libra币在设计上没有发行数量限制，理论上可能存在超发货币的隐患。比特币具有2100万个发行上限，发行上限规避了比特币超发风险，产生了市场对比特币的稀缺性需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比特币的使用价值和收藏价值。

金融监管和协调方面。我国央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采取双层运营体系和中心化发行方式，保证央行在数字人民币发行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实现央行对数字人民币投放的追踪和监管，强化央行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调控的、职能，匿名可控措施在满足公众对于隐私安全需求的同时，又有效防范洗钱、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行为。比特币和Libra作为游离于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掌控之外的市场化虚拟货币，理论和实践表明，对当前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在监管和协调方面产生了明显冲击。尤其是Libra币推出，由于它的很多设计和理念与国家法定数字货币的要求相近，对一些信用力不强、币值稳定性较差的国家的货币主权（包括铸币权和应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权力）形成一定程度挑战，这也导致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对Libra币发行和落地采取警惕和抵制态度。数字人民币与Libra币和比特币比较参见表1。

数字人民币发展的约束因素和因应之策

数字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更加便捷的新型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工具，可能对现有的货币和金融体系构成严重挑战和冲击，世界主要国家央行和监管当局在竞相参与研发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英格兰银行已初步设计和实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原型系统，但公开表示法定数字货币可能存在一些风险，短期内不会发行。加拿大监管当局一方面在积极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动机及可能后果，同时，着手分布式账本技术对金融领域影响进行测试。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正式启动了数字货币项目，从业务分析和技术实践两方面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做准备。另外，IMF也正着手尝试推出SDR版的数字货币eSDR，以应对全球数字货币发展的挑战。目前，数字人民币设计、发行和落地准备已走在法定数字货币前列，可能开启了一个法定数字货币新时代来临。

当下，数字人民币发展仍然存在着市场、体制和技术方面的约束因素：

一是数字人民币发展可能会冲击现行金融体系的利益格局。尽管数字人民币在设计上采用“双层运营”机制，力图兼容现行金融体系，避免造成冲击和利益格局重大调整，但是，数字人民币发行无疑会对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等部门在短期内形成严重挑战。例如，数字人民币发行可能会诱导居民“存款搬家”，从而损害商业银行直接利益。再如，数字人民币在支付上的广泛使用可能会侵害“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巨头既得利益。因此，数字人民币顺利发行需要与当前的利益攸关方做好沟通与协调。

二是数字人民币发展增加了货币政策执行的复杂性。理论上，发行数字人民币，通过诸如提高货币流动性、实施“前瞻性条件触发”等措施能够优化货币政策效率，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但是，数字人民币也可能增加了货币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放大货币政策可能偏差，从而对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三是数字人民币发展扩大了金融监管边界，提高了金融监管难度。诚然，数字人民币通过数字和移动支付扩大使用范围，突破货币主权边界，推动人民币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但是，在客观上也提高金融监管难度和国际金融监管协调的复杂性。例如，数字人民币有助于提高人民币作为Libra币等私人数字货币的锚定货币机会和实力，从而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同时，在客观上也可能引进了国际金融风险，扩大风险传染性，增加了国内金融监管难度。再如，数字人民币可能会突破当前外汇管理方面政策和限制，实现人民币与美元等法定货币，Libra、比特币等各类加密数字货币之间自由兑换，但也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双轨制，增加了汇率风险和外汇管理方面难度。

四是数字人民币发展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技术风险。数字货币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近年来，区块链、数字签名与验证、云计算等与数字货币有关的新技术不断涌现与发展，但许多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上还不成熟，尚未得到大规模应用证实，这也是数字人民币成功落地和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数字人民币成功落地和顺利发展，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稳步推进：

第一，培育和构建数字人民币成功落地和发展生态环境，实现数字人民币发展合作共赢格局。首先，数字人民币成功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发行兑换激励机制。数字人民币一级发行承兑能否获得商业银行等机构积极支持和响应，取决于数字人民币的验证和记账（也即所谓的“挖矿”）是否有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这一问题可能是数字人民币正式发行和落地之前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其次，畅通灵活兑付通道兑是数字人民币平稳运行的必要条件。兑付通道是用户与数字人民币发行机构（央行）进行兑付的通道，如果兑付通道不畅通，当市场上对数字人民币的需求突然增大或减少时，只能通过场外用户间的交易进行，很容易让数字人民币的价格产生波动，偏离正常水平，从而对现有货币和金融体系造成不可预知的巨大冲击。另外，市场接受度和应用场景是数字人民币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只有具备足够的使用需求，才能保证数字人民币的流动性。当前，支付宝、微信支付在中国场景性支付和消费中占据重要份额，国内用户和市场已对此形成路径依赖，数字人民币应加强与现有的支付和金融机构的合作和融合，形成广泛细微、覆盖线上线下服务模式，提高市场接受程度和应用场景的适应性。

第二，加强（法定）数字货币环境下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提升数字人民币作为政策调控工具的效率和精准性。理论上，基于合理的机制设计，数字人民币应成为一种更为高效货币政策工具，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升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精准性。然而，数字人民币对货币政策的真正影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合理安排和处理，以保证其对经济和金融正面影响最大化、负面冲击最小化。

第三，规范数字人民币发行和使用，提高数字人民币监管效率和适应性。数字人民币的规范发行和应用是寻求可靠全球化合作伙伴的前提条件。我们要用数字人民币作为工具和手段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与承兑，提高数字人民币渗透率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接受程度。为此，我们应对数字人民币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例如，允许数字人民币真正发挥“稳定币”功能，搭建人民币和虚拟数字货币之间桥梁，允许数字人民币与美元等法定货币之间实现可自由兑换等。同时，在发行制度和监管方面，力求更大的灵活适应性，以满足各国对于数字货币和货币交易支付中诸如KYC(充分了解你的客户)和AML(反洗钱)等监管审查。

第四，加强数字货币发展的技术研究，科学评估数字人民币发展中技术风险。数字货币发展中的诸如共识机制、旁路攻击、零知识验证以及数字钱包的安全性等诸多理论和技术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也没有大规模应用与实践先例。这表明我们在推进人民币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对其中可能出现的不可预知的技术风险，需要进行认证评估，科学决策。比方说，对各类先进技术的应用和采纳可采取先实验后推广、先预判后实施等稳步策略，亦步亦趋地推进数字人民币持续、稳定发展。